信封上蓋的是德國慕尼黑的郵戳，寄信人叫赫爾嘉‧穆勒。我從刀架上取下剪刀，小心地剪開信封。信封裡裝著一個像是用白樺木做成的，表面打磨得很光滑的首飾盒，盒子裡夾著一封信，信封上寫著我的名字「高級督察瑪麗亞‧卡里歐」。我已經猜到了寄信人只可能是誰，於是我猶豫了一下，沒有立刻讀信。

寄信人用了一張翠綠色的信紙，她的筆跡很規矩也很清晰，只是她用的英語文法比較簡單，還帶有幾個小小的語法錯誤。穆勒夫人知道我的德語水平不怎麼樣。

尊敬的卡里歐督察：
我到現在才恢復過來，有精力幫我的女兒烏莉克‧穆勒實現她最後的願望。她在去阿富汗之前寫了遺囑。在遺囑中，她請我們在她死後把她的首飾分給她的朋友們。我從來都沒有見過您，但是我覺得這一件首飾比較適合芬蘭人。烏莉克很尊敬您，她說您和她之間的談話是她在工作中經歷過的最有意義的，話題是關於警察這個職業和女人的地位的談話。

她死後，雖然大大小小的媒體和好多好奇的人都想來看在戰場上犧牲的烈士，但是我們為她安排了一個只有親屬參加的小型葬禮。因此，我們也沒有請您來參加葬禮。

祝好！
烏莉克的媽媽赫爾嘉‧穆勒

「媽媽，信封裡是什麼？」大概我讀信讀到最後抽泣了起來，塔內利停止了看他的漫畫，緊張地看著我。

「是朋友寄來的禮物。是一件首飾。讓我看看是什麼樣的首飾。」我儘量裝出一副高興的樣子，我工作上的悲傷並不屬於才九歲的兒子。我打開首飾盒，裡面用一條綠色的棉緞包著一條項鍊。項鍊的鍊子很細，上面綴著三個用銀打的像松枝一樣的，大約六公分長的墜子。坦佩雷的警察學校警員教師課程結業典禮的那天晚上，我和烏莉克還有從阿富汗來的幾位學員一起吃晚飯，那天烏莉克的脖子上就掛著這條項鍊。課程結束後，我們的阿富汗學員就回到她們的祖國去創建警察學校，烏莉克也回了慕尼黑。她和她的母親住在英國花園附近。本來我和烏莉克說好，等到春天到達德國南部，我就會去慕尼黑拜訪她。現在春天還沒到，烏莉克就去世了，在慕尼黑等待我的只有她的墓地。

我把項鍊拿到我和安第的臥室裡。家裡養的兩隻貓咪並排蜷在我們的床上睡覺。有著灰色條紋的維亞敏去年秋天有了這位叫亞努蓋寧、皮毛像極了烏龜殼的新朋友。亞努蓋寧是我們從流浪動物之家領養回來的。兩年以來，伊達一直在感歎說維亞敏太孤單了，她保證如果我們再養一隻貓，她一定會想辦法讓兩隻小貓成為好朋友。現在這兩個小東西時而打架，時而又像最親密的兄弟那樣舔對方的脖子。

伊達房間裡的音樂聲停止了，我聽見了她下樓的聲音。

「媽媽，我數學考試得了10+，滿分是10分哦！我們幾點去柯一武家？」

女兒讓我不由自主地笑了起來： 今天對於她來說，又是陽光燦爛的一天。昨天她還在抱怨說她又得去陪柯一武家的幾個小孩子玩。柯一武的大兒子尤索比塔內利小一歲多，老二申努今年六歲，小兒子雅格下周滿五歲。柯一武以這個理由請我們去他家吃飯。

「我們坐五點四十五分的巴士過去好了。你得了10+啊，那個加號是怎麼得來的？」

「試卷上的題目我很快就做完了，所以老師又另外給我出了一道題。」

伊達遺傳了她爸爸的數學頭腦。我摸了摸她那黑色的頭髮。女兒現在比我還高出兩公分，她的身體也已經發育成年輕女人的身體了。她把頭髮染成了黑色，這也是過去一年以來她肯穿在身上的唯一一種顏色。我記得自己年輕的時候經常為了要穿什麼樣的衣服和我媽媽爭吵，於是我決定讓伊達完全按照她自己的意願去穿衣。只不過有時候她用的歌德次文化風格的蕾絲配上紫色的眼影實在是太過了，我不得不假裝咳嗽來掩飾我的笑聲。我自己十三歲的時候還穿著牛仔褲和男孩子氣十足的上衣，後來我的衣著上多了別針和破了的絲襪。烏莉克說她曾經用龐克音樂去反抗巴伐利亞的傳統女孩形象。青少年時期相似的經歷讓我們成了朋友，雖然烏莉克要比我小十歲。

暫時被我克制住的悲傷一時間又重新占據了我，我真想大叫一聲，來發洩胸中的憤怒。好在伊達取來了她的考試卷，她還想聽更多的表揚，我沒有讓她失望。對於十三歲的孩子，我應該珍惜每一個她想和父母親近的時刻。

去柯一武家之前，我換上了比平時稍微整潔一些的衣服，但我戴上了烏莉克留給我的項鍊。柯一武兩夫妻貝卡和阿努都是和我很親近的朋友，我可以把這條項鍊的故事告訴他們。安第在離我們必須出發前的五分鐘才趕回家，他自然沒有發現我脖子上的項鍊。安第不太情願地回到大學繼續去做他的數學教授，他說這份工作本身還是很有收穫的，然而大學近兩年在提倡效率，教員除了教學之外，還需要沒完沒了地寫行政報告，侵蝕了教員的學術自由。為此，安第每周至少要發一次脾氣。他現在看上去心情也不太好，所以我也懶得問他這一天過得怎麼樣。伊達比我們先走到公車站，塔內利一邊走，一邊展示著直線接續步，時而又換成蛇形接續步。去年夏天，伊達就宣布不再練習花式溜冰團體溜冰項目了，可是塔內利卻比以往更加勤奮地練習單人溜冰，他現在已經能夠完成比較簡單的兩周跳了。令他鼓舞的是，他不再是跟在姊姊的後面去練習花式溜冰，而是花式溜冰完全成了他個人的愛好。在這個項目上，他確實也比他的姊姊更有天賦。

上了公車後，伊達問她能不能不去柯一武家，而是去位於樂帕瓦拉區的女孩俱樂部。她現在去女孩俱樂部的次數越來越頻繁了。今晚那裡有即興話劇表演，每個周五都是如此。

「你下周五再去俱樂部好了，」安第有些惱怒，伊達只好不做聲了。安第平時很少訓斥兩個孩子，他喜歡讓我去給孩子們發號施令。伊達也用同樣惱怒的眼神回敬她的爸爸，然後像是抗議一般地往她那已經亮得跟鏡子一樣的嘴唇上繼續抹唇膏。

柯一武的家裡飄著一股辣椒和檸檬草的味道，阿努在給大家做越南菜。抱怨歸抱怨，伊達一到柯一武家就和申努玩起了梳頭遊戲，尤索拉著塔內利去和他一起玩「非洲之星」，雅格則跟在他們兩個後面。貝卡給我們端來了開胃酒歡迎我們的到來。小嘬幾口之後，安第似乎就放鬆了下來。他甚至注意到了我脖子上的項鍊，問我是不是新買的。

「是烏莉克‧穆勒的媽媽寄來的，我今天剛剛收到。」

「這杯酒敬烏莉克，」貝卡說著舉起了酒杯。他和阿努都見過烏莉克，當時我和烏莉克一起帶著阿富汗來的幾個學員到艾斯堡警察局參觀。我們互相碰了碰酒杯，什麼話也沒說。從貝卡和阿努的臥室裡傳來了伊達和申努的笑聲。他們怕被打擾，所以跑到那裡去給對方做髮型。最後貝卡打破了沉默。

「後來到底查出來了嗎，那條路上怎麼會有炸彈？那個路段不是設置了嚴密防守，應該很安全的嗎？」

「負責看守那個路段的連隊遭到了敵人的襲擊，因此防守失敗，他們和總部沒有聯繫上，因此通訊也失敗了。事發後一個星期，在同一個地點又出現了炸彈，炸死了國際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遇難者中也有女性。這些爆炸極有可能是當地的大毒梟策劃的，警校的建立將威脅到他們的利益，他們那些人都是不容談判的。」

我在阿富汗的時候，也去當地的女子監獄參觀過。絕大多數女囚犯按照芬蘭的法律並沒有犯罪，她們當中有被姦汙的女性，還有為了躲避和比自己大幾十歲的男人結婚而逃到監獄裡來的十歲出頭的小女孩。對她們來說，監獄簡直就是避難所，然而，監獄看守並不能徹底信任。塔利班組織也反對我們成立這個任何女人都可以去學習的警察學校。我們建立的這個警察學校並不是按照伊斯蘭教法來運作的，而是出於一個信念，那就是民主的警察隊伍應該是清廉的，而且應該公平對待每個人。雖然我在這個國家只待了十天，但是我看到了這個國家有嘗試向這個目標努力的可能，不過他們現有的警察隊伍中，絕大部分人都不會讀書寫字，貪汙受賄也是家常便飯。到目前為止我們受到最大的打擊，就是今年二月初的時候，一個穿著當地警察制服的男人開槍打死了維和部隊的兩名瑞典士兵和一名翻譯。維和部隊裡也有愛沙尼亞士兵遇難，芬蘭士兵遇難只是時間早晚問題。

阿富汗專案結束後，我又回到芬蘭，到位於坦佩雷市的警察學院授課。接下來的一批來接受培訓的外國女警來自戰火紛飛的非洲，她們之中有蘇丹人、索馬利亞人和剛果人。培訓課程的結業典禮是今年二月初舉行的，之後這個由歐盟出資舉辦的國際女警培訓課程就轉交給瑞典警方負責。瑞典警方也邀請我過去授課，但我對在哥德堡（瑞典）和艾斯堡之間來回飛並不太擔憂。反正在坦佩雷和艾斯堡兩個城市之間來回跑，不能天天和家人在一起，就已經讓我覺得十分辛苦了。

阿努笑著對我說：「只要再過一個禮拜，你就能回來做安全的工作，而且通勤上不需要花太多時間。」

「你總是看事情好的一面，這很好。除了不需要在通勤上花太多時間之外，我知道我這次還會遇到非常好的同事。」

在過去的五年裡，我在不同的部門做了很多短時期的工作。在我開始給外國女警培訓之前，我參與了芬蘭內政部下屬的一個家庭暴力研究專案。期間我被短期調到艾斯堡警察局工作。現在我又將被調回艾斯堡警察局，然而在過去這五年中，這個局的組織結構已經變得面目全非。全國的警察局都進行了合併，現在艾斯堡警察局受西新地地區警察轄區領導，同一轄區還包括拉瑟波里、羅赫亞和維赫蒂三個城市的警察局。艾斯堡警察局改革的總設計師是我以前的上司約爾基‧塔斯基寧。艾斯堡警察局現在仍然設有重案組，接替我任重案組組長的是安妮‧古希麥基。安妮大約一年前生了三胞胎，現在停職在家帶孩子。代替她擔任重案組組長的是五十歲的馬爾古‧魯斯卡寧。柯一武覺得魯斯卡寧是個不錯的上司，只是和下屬有些疏遠。

大約半年前，塔斯基寧試圖說服我在安妮休產假期間去接替她，卻無功而返。我不想再做之前做過的工作，也不想再重新承受那個職務的壓力。後來塔斯基寧改變了策略，我從阿富汗回國兩周後他給我打了電話，約我在艾斯堡警察局見面。

「我很想聽你講一講你的旅行。我在網上看到參加警察學校落成典禮的來賓在回程途中遇到了炸彈攻擊消息時，我的心跳都停止了。好在後來確認說沒有芬蘭人遇難。」

我一向都喜歡和塔斯基寧談話，於是我答應去艾斯堡警察局樓上的會客室，和他一起喝咖啡。警局高層任何一位別的領導請客喝咖啡時，都會請客人吃柏林甜甜圈，然而塔斯基寧注重養生，他請我吃的是奶酪沙拉三明治。雖然他已經五十好幾了，可是他仍然只需要三個半小時就能跑完馬拉松。現在塔斯基寧倒是經常跟在外孫的屁股後面跑：他的女兒西莉亞舉家從加拿大搬回了芬蘭，西莉亞和她丈夫一起在塔內利參加的花式溜冰俱樂部當教練。

我迅速說完我在阿富汗的經歷後，塔斯基寧一直看著我，讓我感覺到他也有事要告訴我。我做好了準備，要對他的任何一個提議說「不」。

「你已經知道了由於警局合併而造成的一些機構和人員變動吧？」

「我不是很清楚。」

「從原則上說，我們艾斯堡警察局應該負責整個警察轄區內的重大刑事犯罪案。簡單的案子還可以由當地的警察局處理，但是複雜一點的案子就會轉到我們這裡來，包括一些特殊的案子也會轉來。比如像酒醉殺人、家庭凶案範圍內有目擊證人的案子，誰都能查。可是還有一些特殊的案子，比如帶有種族歧視動機的，威脅要在校園內大規模殺人的，總之你知道，這些案子調查起來需要有一個單獨的部門，或者叫獨立細胞，由破案經驗豐富的探員組成，包括一個督察和兩個高級探員。只要督察的人選合適，他本人也參加現場工作和審訊。我想讓你來當這個特案組的督察。我已經跟柯一武和布波寧說了我的這個想法，他們兩個也厭倦了成天和一幫酒鬼打交道，只要你出任這個特案組的組長，他們兩個非常願意換工作。」

「細胞？聽起來像恐怖組織的稱呼。」我驚訝得一時間不知道該說什麼啊。

「哈哈，這個詞聽起來很現代也很有動感。警局高層也很喜歡這個稱呼。現在我們警方的工作既要專業化又得有靈活性，而你們這個細胞就是這樣的警察隊伍。你們可以專門調查某一類型的刑事犯罪案，有需要的時候，重案組的成員可以協助你們這個細胞。」

「那麼要是沒有什麼特殊的案子可查呢？」

「那麼柯一武和布波寧就去協助重案組的工作，而你在此期間需要做一些研究。」

「這麼說你讓我做的還是紙上作業？」

塔斯基寧笑了：「那樣我才能吸引那兩個小夥子上鉤啊。你既有在家庭暴力專案工作的經驗，又有培訓經驗，沒什麼案子的時候你可以寫一份我們西新地地區警察轄區都出現過哪些特殊案件的報告。歡迎來到現代社會。只要我們給出合適的名目，上面就不會不拍板。」

我站起來走到窗前。紅松在十一月的風中搖曳，從北方飄來了一團積雨雲，暗淡了正午的天空。的確，二月份警察學院的培訓專案結束後我將何去何從，我自己連一點頭緒也沒有。我感到咖啡刺激著我嘴裡的黏膜，在我離開的這段時間裡，這裡的咖啡味道沒有絲毫的改善。

「過不了幾年我就要退休了，」塔斯基寧說，「我允許自己自私一點：我希望在最後這段時間裡和最出色的團體一起工作。你就是其中之一。」

我讓塔斯基寧又遊說了一刻鐘，最後才答應他的提議。留在家裡讓安第養我的想法令我心慌。我們在尼赫蒂麥基城區買房時，用了一部分安第從他父親那裡得到的遺產，就已經給我帶來了夠大的道德上的自責。塔斯基寧提議的這份工作除了工資，還會有一切可能的補貼。最令我動心的，是我可以獨立工作，而我也非常想念柯一武和布波寧講的那些無厘頭笑話。我想像不出還有比他們兩個更好的同事。

「一個禮拜後，我就又能去工作了。不過我們現在還是別談工作上的事了吧。」我輕描淡寫地說，因為安第的表情又陰沉了下來。他曾經抱怨說，只要我、貝卡和阿努一開始談警局裡的事，他就覺得自己完全成了局外人。阿努還繼續在青少年警察科工作，他們科和巡警隊、重案組以及青少年社會事務辦公室都有聯繫。當時阿努需要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她的工作藍圖也是塔斯基寧幫她量身定做的。塔斯基寧已經變成了芬蘭警隊在幕後操縱木偶的人，他可以決定怎麼去拉那些繩子。

柯一武講了入冬以來發生的幾件比較奇怪的案子，其中有一位女性在郝烏基拉赫蒂城區行走，有一個男人全身上下只穿了一雙網球襪去騷擾她。

「看來有一位特別的暴露狂可以讓我們去查一查了。不會是天氣冷讓他發癢吧。」布波寧說，他把這個暴露狂叫做「直升機男人」。

「但願他本人不會聽到你這麼叫他。上面應該不會是讓我們去查這種案子吧？」

柯一武搖搖頭作為回答。伊達和申努幫阿努一起端了好多越南菜放到桌子上擺好，都是美味小吃，有肉，有蔬菜。伊達覺得世界上沒有辣得讓她吃不下的東西，尤索似乎也和她一樣。我看著柯一武不由得笑了，回想著我剛剛認識他的時候，那還是九○年代初期。當時，對他這個在努爾米長大的孩子來說，就連青蔥這樣的香料都過於富有異國風情。

「這個禮拜我們在女孩俱樂部的烹飪班裡做了沙爹醬，前兩周我們學了怎麼做越南菜。等到輪到做芬蘭菜的時候，我要做一道芬蘭的傳統麵食：卡雷利亞餡餅。」伊達衝著她的教父柯一武眨巴起了眼睛。

「你好像經常去那個女孩俱樂部，」阿努對伊達說：「我還打算下個月到那裡去向那些女孩子介紹一下青少年警察科的工作。」

「你哪天晚上去？你去了可別告訴她們你認識我！」

「我覺得男生不能去那裡真傻，」塔內利抱怨著。這個問題我們以前也討論過。去年春天的時候，艾斯堡市政府宣稱經費緊張，決定不再給女孩俱樂部這個專案撥款，惹怒了當時已經退休的商務顧問席薇亞‧桑德琳。她宣布如果市政府沒錢，那麼她將個人資助女孩俱樂部的活動。她在艾斯堡市繁華的塔皮歐拉城區擁有一些物業，有一家會計事務所租用了她的房產。桑德琳解除了和這家事務所的房屋租賃合同，把房子改造成了專門供年輕女孩活動的俱樂部。除此以外，她還聘用了兩位全職員工來維持女孩俱樂部的運作，並且給俱樂部裡各個興趣小組的帶頭人發工資。她本人也經常去俱樂部和女孩子們交流。這位年滿七旬，保養得極好的夫人用自己的方式給女孩子們樹立起了榜樣，不過伊達覺得她很酷。這個女孩俱樂部和鄰城赫爾辛基的「女孩之家」的運作理念差不多。伊達停止學花式溜冰後找到了新的愛好，令我和安第都很高興。

吃完甜點後，孩子們又繼續去做他們的遊戲，這時阿努問道：「女孩俱樂部門口還有那些嚷嚷著要進去的男孩子嗎？伊達有沒有提到過？」

「偶爾有一些男孩子在那邊逗留，不過席薇亞‧桑德琳親自把他們哄走了。他們的反應當然和塔內利一樣，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去，讓他們懊惱。有的外國女孩只能和女孩待在一起，這個很難跟他們說明白。」

雖然男女分校的做法在我曾祖父的那一代就取消了，可是有時候把男孩和女孩分開還是不可避免。不知道淪落到阿富汗的女子監獄裡的那些人的生活最後能不能得到改善？從阿富汗警察學校的建成典禮到現在已經過去四個月了，雖然學員和他們的家人都受到了威脅，可是警察學校還在繼續維持。一月份的時候，駐阿富汗國際維和部隊一直到最後關頭才阻止了恐怖分子對警察學校的自殺炸彈攻擊。我和我的阿富汗警察學員一直保持著電子郵件聯繫，然而有的時候好幾天線路都不通。他們在這些電子郵件裡都不寫自己的真名，而是用代號。雖然我在自己的工作中也好幾次遇到了生命危險，可是那些危險情況都是由一兩個個人引起的，而不是由某個機制造成的。在阿富汗，警察這個頭銜對警務人員沒有任何保護作用：瑪拉萊‧卡卡爾，這位領導調查女性遇害的犯罪案件的女警察，於二○○八年秋天被殺。恐怖分子想以此來警告其他想成為警察的女性。

我脖子上烏莉克的項鍊讓我感到沉重，銀色的松枝有些尖銳，我需要注意自己的動作，才不會讓松枝扎到肌膚。也許這條項鍊應該配一件高領毛衣。阿努開始撤桌上的杯子和盤子，安第站起來去幫她。我喝光玻璃杯裡的紅酒，正準備去廚房，貝卡‧柯一武拍拍我的肩膀，把我按回椅子上坐下。一開始我還以為他是阻止我幫忙收拾盤子，後來我從他的眼神中讀出，他有事情要說。

「我不想讓安第聽見這個，他畢竟不是警察。我整晚都在找合適的機會想要告訴你，我已經在等待開始調查我們的第一個案子了。我們根本就用不著打破頭去想我們從哪裡開始查一個案子。現在誰都沒有把那幾起失蹤案當回事，雖然我認為很有必要查。」

「什麼失蹤案？至少我不記得最近報紙上登了這方面的消息。」

「馬爾古‧魯斯卡寧覺得這幾個案子不值得登報。他是個不錯的領導，可是他不想惹麻煩，也不願意出名。過去五周內，有三名年輕的移民女孩相繼失蹤了。現在還沒有什麼跡象表明這裡面發生了刑事案，可是除此之外又有什麼能解釋她們的離奇失蹤呢？這幾家人都說他們完全不知情。我的警察直覺告訴我，這幾個失蹤案相互之間有相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