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許多跡象顯示：全球石油很可能會在2015年之前跨越最高產能（peak oil），之後以每年2%?4%的速率持續減產，而液態瓦斯、非傳統油礦、生質燃料與氫燃料電池等的產能總和，很可能要在2100年之後才能有效填補這個產能下降所造成的供需落差。

假如這個能源學術界廣泛接受的預測成為事實，全球各石油輸入國的GDP將會以每年平均2%?4%的速率持續衰減至少20-30年，越洋的糧食貿易以及跨國的實體貨物貿易的規模也將因而萎縮。

亞洲50%的肥料與69%的石油都仰賴進口，糧食自給率都低於95%，經濟發展高度仰賴出口導向的產業，而且嚴重欠缺社會救濟體系。因此，peak oil對亞洲的衝擊將遠高於歐美，很可能會同時發生持續20年的貨幣貶值、原物料與糧食價格上漲、經濟規模萎縮，失業率上升，實質所得下降，以及自殺率上升。

為了要盡可能確實地釐清peak oil可能會降臨的時間，以及它對全球與亞洲的影響，這一部將仔細檢視各種有關原油未來產能的估測，各種替代性燃料的未來發展速度，以及各種節能技術的未來發展，以便盡可能確實地估測未來20年（2011-2030）內全球液體燃料的供需變化，以及這個變化趨勢對於全球經濟與貿易秩序的可能影響。

最後一章將聚焦亞洲，仔細審視peak oil之後亞洲在糧食、能源、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定上可能會遭遇到的嚴厲挑戰，以及回應這些挑戰時所能仰賴的資源。

探討過未來20年內亞洲與全球可能要遭遇到挑戰與劇變之後，我們將在第二部審視台灣未來20年的糧食、能源與經濟處境，以及因應這場危機的可能策略，從而探索永續台灣的可能與不可能。

Unit 1　2020台灣的嚴峻挑戰
台灣將會在2020年遭遇到極為嚴峻的挑戰，如果我們的現行政策或思維模式不變，將會在糧食上無以自足，經濟上經歷數十年的持續衰退與大蕭條，不但實質所得有可能會在2035年降低到僅剩今天的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而且會有飆漲的失業率和貧窮人口數，以至於經濟、社會與政治都瀕於崩解的邊緣。

把台灣推往這絕境的力量主要有：
（1）少子化的危機將會使得人均所得持續下降並埋下失業潮的危機──2025年起每兩個上班的人要扶養一個老人或小孩（扶養比約50%），2055年時每一個上班的人要撫養0.9個老人和小孩，經濟負擔將愈來愈吃重；2060年時老年人口將是幼年人口的四倍，幼教機構將大幅消失，老人照護產業需求遽增，國內產業需要在50年內天翻地覆地大風吹，來不及調整的企業將倒閉或經營困難。

（2）全球石油產能很可能會在2015年之前跨越最高點而開始下降，這現象被英語世界稱為「peak oil」；而牛津大學預測2023年時全球石油供給量將僅及需求的一半，使油價上看每桶200?500美元，導致越洋貿易萎縮而全球GDP持續下降數十年，也使得大陸和亞洲成為台灣主要貿易夥伴。

（3）油價高漲，使得穀物提煉生質燃料有利可圖，歐美出口的糧食將銳減，而亞洲在肥料與糧食生產上都無法自給自足，使得糧食自給率僅32%的台灣面臨缺糧的危機。
（4）既有產業政策仰賴「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高工時與低毛利」的「血汗工廠」競爭模式，未來在油、電、糧與工資四漲且代工產業萎縮的情況下，許多企業將倒閉，而引起失業潮。

（5）加入WTO後被迫金融自由化，加上兩岸競爭，使得財團有本錢恐嚇政府，要求政府降低稅收，進行各種補助，而導致政府負債急遽擴大，而沒有能力在失業潮中對難以為生的人伸出援手。
如果我們想要擺脫上述窘境，就必須在未來十年內完成以下變革：

（1）改變糧食生產方式，逐漸擺脫對石油、化肥與農藥的倚賴，發展出適合亞熱帶模式的高產能農、漁、牧整合的生產系統；
（2）發展綠能產業與公共運輸，減少私人車輛，以降低對能源的需求；
（3）徹底改變台灣的產業結構，減少對代工產業的倚賴，協助中小企業技術升級，往「低污染、低耗能、低耗水、高毛利與合理工時」的方向發展；
（4）以亞洲為市場，強化金融、商業資訊服務、軟體、文化創意產業與品牌等產業賺取外匯的能力，同時減少經濟與貿易上對大陸的過度倚賴；
（5）停止劫貧濟富的稅制與產業補貼，提高資本利得稅與富人稅，以便降低國債與隱藏性債務，並且讓政府有足夠的稅收強化社會保險與社會福利的職能，以便在GDP下降與失業率上升的過程中扶助弱勢，避免造成嚴重的社會失序與流血衝突。
由於沒有看到未來潛在的危機，政府施政一向只顧富人的需要而任由窮苦的人流浪街頭，甚至過勞死、燒炭自殺。但是，茉莉革命告訴我們一個教訓：如果一個社會不能讓最弱勢的20%人口活下去，他們將會被迫以極端的手段爭取生存權，那時候富人不但無法安居樂業，經濟也會在動盪不安中無法持續運轉。
這一切並非杞人憂天，也非恫嚇之言。少子化的危機已經變成無法逆轉的事實，而全球能源供不應求的日子也即將來臨！

從無稽之談到無法逃避的事實
很多人誤以為要到石油枯竭才會有石油危機，其實只要石油產能開始下跌，供不應求的危機就已經開始並逐漸惡化，使得油價與失業率持續飆漲。很多人早就知道，遲早有一天地球上的石油會供不應求；但是很少人會想到：它有可能會在4年內發生。

經濟學家一直主張：不需要擔心能源與礦產耗竭的問題，那些都是無稽之談──在能源與礦產耗竭之前，市場機制會使得逐漸稀有的能源與物資價格上漲，因而帶動資金進入可以產出科技革命的相關產業，從而引發破壞性的創造，產出節能的商品、替代性能源、替代性材料，以及商品的回收再利用。因此，一切問題都會在市場機制和科技創新的力量下自動地被解決，無須杞人憂天。

經濟學家的樂觀態度隱藏著兩個他們沒有自覺到的假設：市場萬能以及科學萬能。但這兩個假設並非永遠會實現！

有人問過我：綠色革命曾經化解了人類的糧食危機，為什麼我沒想到科學將會化解能源與糧食的危機？問題不是「會不會」，而是「來不來得及」。綠色革命「及時」挽救了人類的危機，這是歷史上罕見的例外，而非常態。科學的進展速度無法預測，也不一定正比於資金的投入──我們等待氫融合的乾淨電能已經60年了，歐陸最權威的專家卻說我們至少還需要再等40年；中國歷代的皇帝投入無數的資源想要研發長生不老的藥，結果卻往往短命而死。

許多石油專家都預測peak oil（石油跨越最高產能）很可能會在2020年之前發生，而且大部分的預測都落在2010到2014年之間。接著，天然氣會在10年後跟著跨越產能極限，使得運輸工具的燃料開始供不應求。假如2023年全球原油供給量只剩需求量的一半，今天的石油用戶之中將有一半的人會因為負擔不起高油價而退出消費市場，其中很可能包括糧食與肥料的越洋貿易，以及利潤低微的越洋產業代工。

儘管經濟學家一再保證新興能源最後會取代石化能源，很不幸地，這些替代能源的發展速度卻太慢，很可能來不及填補peak oil所造成的能源缺口。

纖維素酒精將是石油的最佳替代品，但是成本太高而發展速度太慢，使得美國政府不得不將2011年纖維酒精的法定產量削減為原來的1%?3%。太陽能與風力發電第一優先用途是替代石化燃料的火力發電，發電量有餘時才可以用來製造氫氣，作為替代性燃料；然而風力發電能量規模有限，太陽能發電成本則太高。審慎的估計認為2050年時太陽能將只占全美發電總量的69%與總能量的35%，並且在2100年才達到全美總能量需求的92%。因此，從成本因素考量，在2100年之前很難期待用風能與太陽能生產氫氣來填補peak oil之後的燃料缺口。

經濟學家一向期待市場機制會自動調節供需，在油價上漲的過程吸引大量資金投入新能源的開發，促成技術的突破，最後解決能源危機。懷著這種期待的人應該要認真想一想凱因斯（John Keynes，1883-1946）的名言：「在長遠的未來，我們都死了。」──問題不是科技發展與市場機制「會不會」自行解決問題，而是「來不來得及」。

石油被稱為當代社會的血液，不僅維繫著各種農業與工業的生產，也維繫著全球的運輸與貿易，以及冷暖氣與家庭用電所建構起來的舒適環境──高價的石油與石油的減產意味著許多人將必須減少生活上的舒適或者放棄它。此外，油價每上漲10%，全球平均GDP將下降0.55%，而GDP的持續下降則會造成失業率和貧窮人口數的飆升，以及政府稅收的短缺，而亞洲等仰賴高耗能產業的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和經濟問題更可能會因而失控。

不幸的是，本書所蒐集到的文獻與證據顯示：市場將無法在危機發生前搶救地球，而必須要靠所有人和政府從制度、生活習慣與觀念上進行徹底的改變，來因應這個變局──而且動作要快，我們已經沒有足夠的時間準備應變了。

不是遲來的警告，而是持續40年的警告
羅馬俱樂部在1972年就已經委由麻省理工學院所組成的專家團隊發表了《成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他們用電腦模擬做出一個預測：如果全球經濟發展模式不變，全球經濟將會因為有限能源與物資的耗竭而遭遇到經濟持續衰退，全球人均工業產值與糧食產量將會在21世紀中葉之前跨越最高峰，並迅速地歷經大蕭條而衰退到1950年代左右的水準。

在目前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市場機制中，經濟負成長無可避免地意味著經濟與社會的大災難。在這個經濟體系中，充分就業是靠GDP的持續成長來維持，而GDP的成長則來自於消費的擴充。一旦可用的能源或物資減少而使消費無法擴充，GDP的成長就會趨緩；即便只是生產效率的提升速度超過GDP的成長速度，失業率都會開始上升。一旦GDP進入持續的負成長，失業率、貧窮人口數和政府債務就會失控地飆漲，以至於整個經濟系統崩潰。

為了避免這個悲劇發生，《成長的極限》建議控制出生率與人口數，保護農地並控制環境污染，同時將經濟成長從工業部門轉向服務部門，以便在發生失控的經濟負成長之前，將全球經濟引導進入一個較少消耗而可永續的穩定狀態（sustainable steady state）。

然而，羅馬俱樂部與麻省理工學院團隊的建議，很快地被管理學界和經濟學者斥為謬誤而置之不理。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羅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1942-）批評《成長的極限》引用的原始數據錯誤，並把他在1972年度的理查‧ 伊利（Richard T. Ely）講座用來駁斥這本書的預測。許多經濟學者也相繼加入批評的行列。然而2008年和2009年的兩份研究報告卻發現：儘管《成長的極限》引用的數據有些錯誤，但是過去30年來全球的實際發展過程卻與該書的預測高度吻合。此外，《成長的極限》的原作者在2005年將所有數據更新後，再度檢驗他們的模擬結果，發現人類的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已經比地球所能承載的極限超出20%；如果人類繼續目前的發展模式，全球每人可分配到的糧食將在2030年左右開始急速下降，全球海洋魚類的繁殖系統將在2048年崩潰，2050年之前將有70 億以上的人口水資源匱乏，而人均工業產值也將在2040年左右開始下降。

由於氣候暖化的效應已經一一浮現，包括全球各地冰河退縮，南北極冰層變薄，冰山融化，地球確實已經不堪負荷，而極端化氣候更造成歐美各國天怒民怨的各種天災，未曾有一年中斷。因此，國際減碳公約的協商雖然困難重重，但是通過新一波減碳公約的壓力卻也愈來愈大。
美國的經濟學家一再保證市場機制和技術革新會解決一切問題，而且只有通過全球財富的不斷擴張才有機會解決貧窮的問題，而放任的市場機制則是財富累積速度最快的管道。但是新的經濟學研究卻顯示：市場與科技的創新不會自動解決有限資源的問題──技術革新的結果雖然可以使能源與物資的利用更經濟，但是也會使各種產品的價格變得更低廉而刺激更多的消費，最後的總結果是「科技愈進步，所消耗的總資源也愈多」。此外，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放任的市場機制不但無法解決貧窮的問題，還使貧富差距劇烈擴張，失業率上升，而溫室效應所引起的災難一天比一天嚴重。由於經濟發展的果實集中於少數人而災難卻降臨於絕大多數人，許多已開發國家的人已經覺悟：經濟愈發展，生活品質愈差。因此，愈來愈多學者主張要另闢蹊徑，以便達成可永續的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通往可永續發展的手段包括：將企業的環境成本內部化，把對能源的補貼改為對就業與環境的補貼；減少營利導向的市場經濟並擴張政府部門的教育與醫療服務以提供非營利導向的就業機會，減少工時以促進普遍就業，以及對跨國公司、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進行管控，使它們的經營目標符合社會與環境正義。甚至有愈來愈多的著名的經濟學家加入一個新的經濟學分支「生態經濟學」（ecological economics），主張經濟發展必須被控制在生態系統可以支持的規模之內，而經濟規模超過國內生態系統負擔極限的國家則應該要通過逆成長（degrowth）來降低經濟規模，以便進入一個可永續的「穩態經濟」（steady-state economy）。

不管是訴求較溫和的可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或者訴求較激烈的逆成長（degrowth），都要求政府在財富重分配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包括擴大政府的服務範圍，把更多的資本交給政府以便讓資本利得可以更公平地分配給所有的人，甚至是以經濟弱勢為先地進行分配；此外，政府必須更有效地監管市場經濟的運作，以避免不公平的競爭與壟斷；而媒體的效能也必須更加發達，以便讓政府的作為徹底透明化，藉此強化政府效能、避免官商勾結與貪污、舞弊。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達成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結構的巨大改革。

然而，過去十數年來整個台灣社會的發展方向卻剛好跟這些大方向背道而馳：因為厭惡國民黨長期的貪腐政權，2000年綠營政府在國人的期待中上任，卻利用八年時間賤賣國產，在產業政策上與稅賦政策上承繼前朝的劫貧濟富，使得GDP的成長歸於富人，而受薪階級的實質所得卻持續下降。2008年政權更易，但是劫貧濟富的政策不變，媒體甘願繼續作當權者的佞臣，以八卦、虛假、扭曲的報導與評論煽動視聽、製造對立、湮滅事實。

除非我們能夠在peak oil降臨之前徹底改變這一切的惡習，台灣將危如累卵。即使peak oil不發生，一旦少子化的問題一天天嚴重下去，導致台灣人均所得逐年下降，台灣還是有機會發生社會的動亂，乃至於像「茉莉革命」那樣的流血事件。

結語
政府偏厚園區產業而罔顧中小企業，「劫貧濟富」的政策不僅表現在租稅減免，大學與工研究的研究成果主要受惠者也是園區產業。因此，肥者愈肥而瘦者愈瘦。園區產業早就自立有餘還可以回饋社會，卻繼續享受政府的重複補貼；中小企業亟需政府挹注資源來升級，卻被政府漠視而無力升級、轉型。然後，為了怕這些中小企業倒閉而引起高失業率，政府就縱容他們壓低工作條件（超時上班不加薪、無薪假、沒有福利制度的派遣員工）。在連鎖效應下，給了其他企業一起壓低工資與工作條件的機會；最後政府還被企業主勒索，降低稅賦，然後反過來叫生活艱困的受薪階級負擔73%的所得稅。

歷經長期劫貧濟富的產業與賦稅制度，過去十年來台灣所得最低的20%一直處於負儲蓄。如果政府繼續既往的劫貧濟富政策，等願意燒炭自殺或過勞死的人都死光了之後，剩下的人不會暴動嗎？

很多人誤以為「茉莉革命」是為了反抗獨裁，而台灣已經是民主社會，所以不會有「茉莉革命」。這是典型的胡亂歸因，跟「腐肉生蛆」一樣地不明究理。

只要日子過得好，誰在乎是民主或獨裁？蔣經國也是獨裁，但當時有多少人巴望他長命百歲？阿根廷前總統裴隆（Juan Domingo Peron，1895-1974）在近乎獨裁的9年執政期間徹底搞垮了阿根廷的經濟，但是他任內胡亂調漲工資來討好選民，所以被迫流亡海外期間照樣深得民心，繼任的總統都是他的人。

獨裁不是問題，民不聊生才是問題。茉莉革命的地區都是長期以來糧價飆漲而工資不漲，以至於最低所得的廣大群眾無以維生，才會導致革命。但是，當經濟、社會與政治結構都已充滿貪腐、無能與劫貧濟富的作為，而媒體卻又慣於傳播不公不義的論述時，即使革命也解決不了積累數十年的陳疾。

2011年初埃及的「茉莉革命」推翻了獨裁的穆巴拉克，死傷無數；但糧食生產與產業、經濟結構的崩廢已經無人能治，官商勾結與貧富懸殊的社會機制也已經病入膏肓。革命群眾與接掌政權的軍方政府歷經十數次的抗爭、衝突與鎮壓，死傷無數，終於在2011年底再度爆發「二度革命」，造成數千人的死傷。

埃及歷經兩次革命也解決不了問題，如果不是我們可以接受的未來，今天起我們就必須開始全面性地進行變革！而且，這些轉變必須在2020以前完成，才能將未來的衝擊與傷亡降到最低。這是極為嚴峻的挑戰──不是2020才開始的挑戰，而是現在開始都已經太晚的挑戰。

譬如，如果在peak oil之後維持一個有效的交通系統，就要建立一套以電力驅動的公共運輸系統來取代80%的私人運輸；為了要建立這一套運輸系統，將必須徵收土地來搭建軌道，從擬計畫、編預算、立法院通過相關法令與預算，到土地整備、招標、施工等，至少要花10-20年才能完成。

如果2012年上任的總統沒有能力在2016年以前完成二分之一以上的政治、經濟、交通、能源與產業結構變革，2016年上任的總統將更加沒有機會完成這個挑戰。這本書後繼所有的篇幅將會進一步提供所有的證據，讓讀者相信以上論述證據確鑿，絕非空穴來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