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原因，造成稱霸全球五百多年的西方文明，步入衰退？
最新觀點，從政治、經濟、法律、社會四個面向深入探討。
當前西方聲譽最高、影響力最大的歷史學者，
《時代》周刊稱為「影響世界的100人」之一──尼爾‧弗格森，
繼《金錢與權力》、《文明》後，
揭開隱藏重大祕密的黑盒子！

揭發先進國家的經濟衰退和危機根源
好久以前就有人預言西方會沒落，
如今沒落的跡象似乎在西方社會裡到處可見：
成長緩慢、債台高築、人口老化、反社會行為。
但西方文明究竟出了什麼毛病？
弗格森認為答案就在西方的建制──
讓社會在其中蓬勃發展或發展受挫的複雜架構──正在退化。

弗格森在《西方文明的四個黑盒子》裡，
認為代議政體、自由市場、法治、公民社會，曾是西歐、北美社會的四大支柱。
西元1500年後使西方走上稱霸全球之路的，就是這些建制，而非地理或氣候上的優勢。
但如今，這些建制已敗壞變質，情況令人憂心。
西方民主國家寅吃卯糧，把龐大債務丟給下一代、下下一代，從而破壞了不同世代間的契約關係。
西方市場遭過度複雜的管制日益扭曲，那些管制措施宣稱欲矯治弊病，其實它們本身就是自己口中一直強調的弊病。
法治（rule of law）已變質為律師治理（rule of lawyer）。
公民社會已退化為非公民社會，而置身非公民社會的西方人，懶洋洋地期待國家來解決他們的所有問題。
《西方文明的四個黑盒子》是對不負責任、自滿之時代強而有力的控訴，在某些地方引發了激烈的爭辯。阿拉伯世界竭力採行民主政治，中國竭力從經濟自由化轉向法治，歐美人卻在揮霍傳承數百年的建制。弗格森提醒，要遏制一度稱雄於世的西方文明的退化之勢，需要大開大闔的領導人和徹底的改革。

弗格森在2012年英國BBC廣播公司年度名人講壇（BBC Reith Lecturer 2012）中，以「法治與其敵人」（Rule of law and its enemies）為題發表了專題演講，繼而擴延成這本振聾發聵的著作。

※ 國際媒體讚譽
寫得很精彩，處處妙語與洞見，難忘的語句和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資訊俯拾即是。很值得一讀。」
──《泰晤士報》

令人驚豔的西方思想史著作……磅礡之作！
──《經濟學人》

鞭辟入裡，令人感到情勢的急迫。弗格森……以活潑生動的文筆揭開西方的積弊。
──馬爾（Andrew Marr，BBC知名政論節目主持人）

傑作……每頁都有令人著迷的事實如煙火般爆開。
──《週日泰晤士報》

以令人讚嘆的淵博，將歷史生動呈現於讀者眼前……無可匹敵之作。
──《週日獨立報》

論先進國家的經濟衰退和危機根源，觀點發人所未發／布里騰（Samuel Brittan，《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在對財政乘數（fiscal multiplier）之類主題大費唇舌辯論，卻談不出個結果之際，看到弗格森以講道理的方式討論政治經濟，這本書的問世實在令人欣慰。與大部分歷史學者不同的，本書作者能理解技術性文獻，以直白的文字說明其結論。即使對他在《西方文明的4個黑盒子》一書中的論點不盡認同，也肯定能從中得到啟發和閱讀樂趣。
弗格森認為西方稱霸世界只是一時的現象，並以此作為他立論的起點。五百年前西方的生活水平和世上其他地方差不多。但二十世紀開始時，西方的生活水平比其他地方高了十九倍，如今，則只比亞洲某些大經濟體高了三或四倍。作者是否希望西方保持領先或希望西方不再落後，這點不得而知，但他剖析了西方政治結構、經濟結構、法律結構和社會結構上的弊病，以證明他的強烈呼籲有其道理。
弗格森把民主、資本主義、法治和公民社會視為西方建制的主要特點。他認為福利國體制似乎製造出愈來愈多不事生產的寄生蟲，讓辛勤工作者來供養，儘管這觀點並非人人都認同。他的剖析中最令人耳目一新之處，乃是他認為不該施行複雜的管制，因為複雜的管制本身「已反倒成為它所宣稱要整治的那個疾病，扭曲、腐化了政治、經濟過程。」
令人遺憾的，我與弗格森最大的歧異，就在純經濟這一塊。他引述亞當‧斯密的話語來說明停滯狀態的危險，但他其實還該讀讀穆勒在十九世紀更晚時所設想的那種停滯狀態，即在擁有更高許多之技術平水下的停滯狀態。穆勒認為那是可取的狀態，在那狀態下，人並非總是彼此排擠傾軋。作者似乎念念不忘於國債問題。我通常引用麥考利勛爵的話來回應此事，麥考利認為這問題只是場虛驚，若當真，殊為不智。而當我如此回應時，有些讀者回以當英國背負這樣的債務時，英國稱雄世界，而今英國已不是世界霸主。我則會回以如今負債不是英國獨有，而是德國以外的各大工業國都有的問題。真相無疑就在這兩種觀點之間。
但我認同他包容性政治建制優於榨取性政治建制的觀點。粗略地說，在包容性建制裡，人藉由新發展和新的財富力量來成就自身，在榨取性建制裡，人們試圖藉由從同胞身上榨取收益來成就自身。他認為1688年光榮革命後立憲原則在英格蘭的勝利，標誌著包容性建制的首度取得優勢。然後其他國家跟進。
他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源有非常清楚的剖析，令我獲益良多。與其他人不同的是，他認為那場危機的元凶不是解除管制，而是管制不當。他也批評美國聯準會在資產價格下跌時調降利率，卻在資產價格上漲時袖手旁觀，無所作為。葛林斯潘若得知這批評，或許會否認有此情形，但重點是市場就差不多如此認為。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對管制能否除弊表示懷疑。如果可以選擇，他會主張遵循白芝浩所定下的那些簡單原則，包括中央銀行應在危機時放手放款，但應以懲罰性利率放款。但碰到銀行業者已明確違反基本的審慎規則時，他主張應「將惡劣的銀行業者關起來以儆效尤。」
作者似乎把重點擺在談法律與公民社會的那最後兩章。對於以判例為基礎的英國傳統作法和較以原則為基礎的理論兩者，他無法完全定奪其優劣。但他確信何者是法治的敵人，包括國安掛帥體制、成文法的日益複雜和臃腫、日益升高的成本，尤以美國為然。但我不認為將1953年歐洲基本人權公約納入英格蘭法律之中，會危及法治。不過，他在書末發出的尖刻之語，即法治已淪為律師治理一語，已招來認同的回應。
他最富爭議的推論，與教育有關。他希望英國教育大臣高夫（Michael Gove）進一步增加真正獨立自主的學校，而所謂的真正獨立，指的是由民間出資且能自主挑選入學學生。為回應此主張，我得把阿諾德（Thomas Arnold）主持的拉格比學校拋在腦後，想起現代瑞典。他推論道，「如果你反對這麼做，你就是真正的菁英主義者：你就是想把窮孩子困在糟糕學校者。」作者很少墮入市井小民的層次，在此倒是難得的這麼做。

西方公民社會之基本結構崩壞的影響／A. W. 普杜（A.W. Purdue，諾森布里亞大學客座歷史教授）
西方已陷入無藥可救的衰退嗎？弗格森主張，冷戰結束、自由民主主義與自由市場看似勝利才不到二十五年，西歐與北美的政治、經濟霸權正迅速滑落。他說，這是因為那霸權建立在代議制、自由市場、法治和公民社會這四個建制上，而在西方社會，這些建制已退化。
西方列強於十八世紀擴張其政治、經濟勢力時，亞當‧斯密寫到「進步」國與「停滯」國的差異。進步國是英國和其美洲殖民地，而一度「富裕」的國家，中國，在中央集權統治、官僚、有缺陷法律之下，已「停滯許久」。如今，反倒是中國，經濟發展迅猛，人均收入正迅速追趕美國，地緣政治影響力大增。對於中國經濟是否將如此持續成長，弗格森有所保留，因為「它的市場改革仍由一批繼續把關鍵資源的分配抓在手上的排他性、榨取性菁英主導」，但對於西方的衰落，他則少有懷疑。他逐一檢視作為現代西方國家、社會之基礎，且大體上源於英國的那些建制，發現它們日益敗壞。
他寫道，「英格蘭是第一個得以擁有『包容性』或『多元性』政治建制，而未走上『榨取性』政治建制的國家」，且是第一個發展出代議制的國家。代議制具有使政府對人民負責的優點，但如果作為選民的人民變得不負責任（不只無視自己的最佳利益，而且漠視後代的利益）如果政府為了安撫人民而默然接受他們的要求，會變成怎樣？弗格森主張，結果就是背負巨額公債，使一代的選民得以在犧牲未來數代人利益下過日子，從而打破了柏克（Edmund Burke）眼中不同世代間的基本社會契約。
選民也要求生活安穩：不該有意外，投資不該有風險，儘管在優勝劣敗的經濟活動裡，風險必然存在。為了安穩，管制性架構應運而生，以使生活更安全，以防止或減輕「必然伴隨經濟衰退而來的大滅絕」，而構成現代金融體系且相互作用的各組成部分所結成的複雜網絡，已使經濟衰退的機率更高於以往。管制過多的危害，和管制過少的危害一樣大？弗格森表示，在要求更嚴格管制金融、銀行業的呼聲中，我們應想想在這現今這場經濟危機之前已有多大幅度的管制，那樣的管制成效何其微，對不理會那管制者所祭出的懲罰何其輕微。
他主張，管制欲造成法律條項的大增，而那未促成法治，反倒促成「律師治理」。就英國來說，普通法的衰落和大陸法的入侵，則加劇「律師治理」的現象。就已在這條路上走了更遠的美國來說，無所不在的訴訟和隨之而來律師費的暴增，可能讓人覺得狄更斯《荒涼山莊》書中的訴訟過程反倒頗有效率。
對過於自信之政府的倚賴，威脅到曾是英美社會一大長處的東西，即公民社會和構成公民社會的諸多志願性組織：慈善組織、社會性與文化性機構、獨立學校和大學、運動協會。如今，美國人在「獨自打保齡球」，而隨著英國境內幾乎所有志願性組織的會員，乃至政黨黨員，人數都減少，小型社會團體正一個個消失於英國。
史學家談現在和未來時往往出錯，但《西方文明的4個黑盒子》以作者的BBC廣播公司年度名人講壇講稿為基礎寫成，內容引人入勝，論點鏗鏘有力。弗格森主張要免於退化加劇，只有靠「具魄力的領導和徹底改革」一途。希望渺茫！但或許退化是所有建制和社會免不了的結局，而誠如葉慈所寫，「萬物崩解，中心無法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