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代的思想狀況，相當程度上是由先前階段的思想狀況演進發展而成。回顧台灣社會幾十年的思想轉變軌跡，1970年代不能不說別具意義，蕭阿勤先生甚至借用雅斯培的字眼，稱之為台灣戰後史的「軸心時期」，扮演著此後思想發展的樞紐。當時，五十與六十年代的閉鎖禁制仍然延續著，但是上一輩人辛苦散播的火種，終於在戰後新一代──蕭先生稱之為「軸心世代」──的意識裡擴散。六十年代末期東、西方世界同時爆發的動盪和反抗，從外面提供了強大的刺激啟發；島內統治集團的世襲換代，也觸動了一定程度的變革氣氛。各種因素與傾向相互激盪，讓七十年代的台灣呈現著前所未見的文化與觀念的盛景，鄭鴻生先生不吝冠以「文藝復興」的美名。本期專輯「台灣的七十年代」，重新面對了那個時代。鄭鴻生、郭紀舟、詹曜齊三位的報告與敘事，加上蕭阿勤高度分析式的提問，共同構成了本期主題。

論述一個時代的意義，自然不是幾篇文章所能竟其功的。我們的作者視野集中，主要注意當時的刊物、書籍、以及知識界的幾場論戰。這幾篇文章扼要生動地捕捉當時的思想氛圍，但沒有人會說一個時代的內容窮盡於此。不過，一個時代的精神自覺，在此確實可以窺其大貌。僅就論戰來說，當時台灣社會的幾個主要議題，不是在此十年之間都引發過激烈的討論，形成了各種立場的自我界定與相對定位嗎？七十年代的知識份子，歷史經驗比較貧乏、知識資源也很有限。但是論戰所形成的分歧觀點，在後來的時代將繼續發展變化，帶動新的分歧與結合，進一步塑造八十年代之後的各項議題。如果問題意識是在歷史中發展的，七十年代便應是台灣那歷史的啟動時代。

不過，跟八十、九十年代比起來，台灣的七十年代畢竟還顯得生澀、焦躁、「太理想主義」。一個主要的原因殆為，如果說後來兩個十年的思想文化運動，有著社會、政治運動的帶領、呼應與支援，那麼七十年代的知識份子，基本上是孤立的，與社會隔絕的。從《大學雜誌》、校園的各類騷動，到後來的《夏潮》、《文季》、鄉土文學論戰、民歌運動，一路上明顯看到，知識人苦苦呼喚尋找「社會」、「民間」、「鄉土」、「工農」，而竟沒有任何回音。孤立令他們缺乏信心、缺乏方向感；但是孤立疏離卻也讓他們較為自由，能夠忽視現實而去嘗試與衝撞。七十年代的精彩與徒勞，原因大抵在此。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人民、鄉土等等想像，終於應族群與本土的召喚現身之時，七十年代人多少有些尷尬與意外。──那葉公所好所畏之龍，竟是生得這般模樣？無論愛之恨之、擁抱還是排斥，似乎都不再是當年的那番滋味了。

為了善盡思想公共平台的責任，《思想》時常準備開拓不同的欄目，盡量讓各類議題與文體進入共同的對話空間。繼上一期增設「思想狀況」之後，本期增加了「新書序跋」，讓新書的作者、譯者、編者、推薦者多一個管道介紹書籍、呈現觀點。歡迎各方人士積極參與。此外，本刊與台灣哲學學會合辦的「主體性」徵文活動，經過慎重縝密的評選過程，由吳豐維先生入選。吳先生的大作，也在本期發表，請各位留意。2006年是漢娜鄂蘭誕生一百週年。這位在1975年去世的思想家，身後的影響力猶過於生前。蔡英文先生當年迻譯她的《極權主義》等名著，開中文世界之先河。如今由他來為文紀念，特別有意義。還需一提的是，鍾大智先生紀念格爾茲去世、張志強先生論《大國崛起》電視影集，雖然文章較短，卻都有獨特的分析與完整的觀點，值得讀者正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