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城系列」的文化史脈絡
2011/09/22
閱讀董啟章的《繁勝錄》,不妨與上世紀90年代香港的文化處境結合,而如果讀者感到《繁勝錄》與卡爾維諾的小說特別是《看不見的城市》的手法有一點相近,是由於董啟章在小說技巧借鑒的同時,也透過八九十年代香港文化界潛在的共同語境,參與那共同語境中的討論,由此提出他對時代問題的回應。《繁勝錄》當中的複雜敘述層次,不是一種小說技藝的展示,而是一種必要的回應,特別是對九七回歸前簡化、割斷、單元二分的歷史觀的反撥。

陳智德

無論是喜讀文學、文化史或風俗學的讀者,都會讀過張岱《陶庵夢憶》以及劉侗、于奕正合撰的《帝京景物略》或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等書,這些書留下張岱等人心目中那已消逝的地方風物印象,當中不少也混和著他們的個人情感回憶,其意義遠比單純的地方風物記錄要大,因為他們在時代變幻之際,以時代見證者特有的敏感觸角,記錄地方風物,複以敏銳多情的文學筆法寫出景物背後的象徵意義。

許多時,地方風物的記錄只是一種記錄,但對時代變幻敏感者往往透見轉折中的象徵意義。在現代的相關著述當中,可以舉出葉靈鳳1958年在香港出版的《香港方物志》,葉在該書的《前記》已清楚明示:「這不是純粹小品文,也不是文藝散文。這是我的一種嘗試,我將當地的鳥獸蟲魚和若干掌故風俗,運用著自己的貧弱的自然科學知識和民俗學知識,將它們與祖國方面和這有關的種種配合起來。」透過香港地方風物的記錄,葉靈鳳期望把香港與中國的固有文化結合,最重要是在其流徙、失根的殖民地生活中,以聯繫祖國的方式得到慰藉。

時代一再變幻,香港的殖民地時代結束於1997年,相關的文學書寫有許多,而透過地方風物描寫來寄喻回歸問題(包括對殖民時代的反思、對「回歸」的種種樂觀或悲觀的想像)的作品,可以舉出董啟章於1997年由香港藝術中心出版的《V城繁勝錄》、1998年由香港三人出版的TheCatalog以及1999年由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的《地圖集》。以上三書在今年經過重新設計裝幀,連同1999年原刊香港《星島日報》副刊的多篇文章,修訂再版為《夢華錄》、《繁勝錄》、《地圖集》和《博物志》四書,同時加入李智海、楊志恒、梁偉恩和林志恒四位青年畫家所繪插圖多幅,剛於6月份由臺北聯經出版社列為「V城系列」重新發行。

《繁勝錄》、《地圖集》、《夢華錄》、《博物志》四書實宜於一併閱讀,四書內容都是建基於真實的地方風物和人文歷史,而加以變化、虛構出真幻交織的地方風物故事。《繁勝錄》等書為形式創新的小說,當中的虛構性當然有別于葉靈鳳《香港方物志》的真實記錄,但其以文學筆法寫出景物背後的象徵意義則是共同的。四書中文學格局最精微的應是《繁勝錄》。

《繁勝錄》分為三卷,總合而構成以「面」為基礎的城貌和以「線」為基礎的時間作為「地與時」敘述上的兩大軸,作者由此表達他心目中把歷史與地方重置並觀的地方誌史觀。相對于地與時的「兩維」敘述,小說敘述者角度還分別有「V城風物志修復工作合寫者」維多利亞、維納斯等人與「V城風物志撰寫者」劉華生兩種敘述,前者以觀察和「轉載」等較為客觀、間接的方式描寫,有時雜以論述成分;後者以第一人稱講述、訪談的方式描寫,時帶抒情小說筆調,形成史料與故事、大歷史與個人記述、真實與虛構、敘事與抒情的交替並置,作者由此表達他對歷史記述和史料本身的反思,質疑歷史的真實性,同時也發掘「虛構」在歷史論述中的意義和可能性。

如果要仔細析論的話,《繁勝錄》的敘述結構可以十分複雜,除了以上的介紹,還包括兩種敘述當中書面語(現代語體文)和口語(粵語)的分別使用;但其重點都是突顯歷史敘述本身的層次,在記錄地方風物故事的同時,也自我反思記錄方式和語言的問題,帶一點「後設」的意味,資深的讀者不難聯想到卡爾維諾(ItaloCalvino)的《看不見的城市》和《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等小說,特別是《看不見的城市》一書,我想董啟章也有意借鑒當中的手法。借鑒技巧本是平常,這不是特別值得分析的論題,然而當中不只是技巧的問題,我想還可以回溯八九十年代期間,香港文化界或文藝圈對《看不見的城市》一書的接受、閱讀和演繹的過程,並由此,形成解讀本書的其中一個重要關鍵。

80年代中,何福仁、西西、王仁芸、羅貴祥等作家已在《素葉文學》、《香港文學》和《星島晚報》等刊物翻譯或評介過卡爾維諾的作品,包括《看不見的城市》。1991年,由陳耀成導演、黃耀明、顧美華主演的電影《浮世戀曲》在香港上映,其中有一節由一位演員在影片中向黃耀明等讀出《看不見的城市》的英文版小說片段,並談論該小說與當時香港現象的相似之處。1992年,城市當代舞蹈團演出由黎海寧編舞的戲劇《隱形城市》,劇中直接使用了《看不見的城市》的文本演繹為舞劇,同樣暗喻當時香港的處境。簡述以上一段文化史料是想提出,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文化界一再譯介、談論以至演繹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不是一種巧合或出於一時的興趣,而是由於人們共同地從該小說對不同城市的想像性描述,聯想到當時香港面對的九七回歸問題,在那人心迷茫的年代,透過該小說,人們獲得啟發,無論對九七回歸的樂觀或悲觀的想像都有所感悟。

因此,閱讀董啟章的《繁勝錄》,不妨與90年代香港的文化處境結合,而如果讀者感到《繁勝錄》與卡爾維諾的小說特別是《看不見的城市》的手法有一點相近,是由於董啟章在小說技巧借鑒的同時,也透過八九十年代香港文化界潛在的共同語境,參與那共同語境中的討論,由此提出他對時代問題的回應。《繁勝錄》當中的複雜敘述層次,不是一種小說技藝的展示,而是一種必要的回應,特別是對九七回歸前簡化、割斷、單元二分的歷史觀的反撥。

卡爾維諾以外,《繁勝錄》和《地圖集》二書對地方歷史掌故的轉述以至變形,既為二書加進民間歷史掌故的參照,而另方面也衝擊著讀者對歷史記載真實性的慣性認知,這兩方面可說都是二書孜孜於實驗小說形式的意圖。其中有關民間掌故的參照,又催使我們回溯殖民時代特別是八九十年代間,香港民間歷史掌故的書寫,包括上文提及過的葉靈鳳的《香港方物志》,以及八九十年代魯金(梁濤)的《香港掌故》、《香江舊語》、《香港中區街道故事》、《九龍街道命名考源》等系列著作。魯金的民間角度地方掌故書寫,補充了大歷史論述的不足,尤其在殖民時代歷史教育貧乏的環境中發揮重要作用,其研究和考察的方法也深具啟發性,因此當1995年魯金逝世,香港文化界鹹認為是一項重大損失。

《繁勝錄》和《地圖集》二書當中的地方歷史掌故轉述,相信正來自魯金著作的啟發,然後再將之加以變形,融入二書的小說敘述之中,透過真幻滲雜的論述式小說,質疑大歷史論述中的香港故事,反思殖民地一貫的歷史書寫,同時也向葉靈鳳、魯金等上一輩「香港風物」、「香港掌故」式的民間歷史書寫致意。瞭解《繁勝錄》和《地圖集》二書的「前文本」和當中有關的歷史文化脈絡,當會對《繁勝錄》和《地圖集》二書當中頗為複雜的小說形式更加明瞭。

由此,《夢華錄》、《博物志》也可放回九七回歸前後的歷史脈絡去讀,整個「V城系列」的四書除了作為地方風物的小說性記錄,也在那歷史轉折的時代,見證著文化思考的軌跡。整合《繁勝錄》、《地圖集》、《夢華錄》、《博物志》四書來看,值得細味的除了四書的故事、情節內容之外,四書的形式實扮演重要角色;如果我們瞭解九七回歸前人們對歷史論述的疑慮、對形式的重視以及對城市現象的關注,我們也許更會認為,在以小說回應時代的意識上,四書的形式比它們本身的內容有更重要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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