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知名台灣文學研究者河原功，投身台灣文學研究50年
深具劃時代意義的台灣文學研究論集

《被擺布的台灣文學：審查與抵抗的系譜》所收錄的是繼「新文學運動」之後的研究成果。
河原功教授將殖民地文化治理，從「審查」的角度具現化，描繪出作家所置身的，是一片必須無時不與之「抵抗」的環境，而台灣文學正是在這風雲擺布之中，展現挑戰、超越時代束縛的個人精神系譜。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陳芳明專文推薦

日本大學文理學部教授山口守、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柳書琴、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培豐、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楊翠、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兼任教授蔡錦堂、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藤井省三──聯合推薦（按姓氏筆畫排序）

※ 學界的肯定

身為台灣文學研究的先驅，河原功先生以日治時期文學歷史研究著稱於世，堪稱日本代表性的研究者。在1998年至2012年退休為止，他每年都在東京大學文學部開設台灣文學課程，培育眾多出色研究者，包括本書譯者張文薰博士。本書能在台灣問世，實為全世界台灣文學研究之盛事。
──藤井省三

本書闡明了台灣日治時期的審查制度，並植基於此，藉由豐富的史料闡述楊逵、吳新榮、吳濁流的抵抗精神原貌，以及佐藤春夫、中村古峽、濱田隼雄觀看台灣的角度，堪稱一幅航向台灣文學豐饒海洋的優異航海圖！
──山口守

河原功教授聽見了在懸崖上奔跑的台灣作家不服從的歌唱。
──柳書琴

河原功教授《被擺布的台灣文學：審查與抵抗的系譜》一書共收錄14篇論文，結集其1994年到2008年以來在日治時期台灣文學領域的研究成果，除了考察台灣作家蘊含的左翼意識與抵抗精神，也爬梳日本作家觀看殖民地台灣的角度，更綜觀當時嚴峻的審查制度下台灣文壇的情勢，嚴謹的考據與縝密的治學，提供研究者更多足以參考的見解與資料。
第一部分「台灣作家的抵抗」中，聚焦楊逵不曾動搖的抵抗精神，詳細剖析其處女作〈自由勞動者的生活剖面〉如何逐步發展為左翼文學經典〈送報伕〉，同時考證其受日本左翼作家伊藤永之介的兩篇「殖民地作品」──〈總督府模範竹林〉與〈平地蕃人〉──影響的可能性，尤其著眼〈送報伕〉在台灣的發表經緯與遭禁始末，更加突顯日本總督府當時對不利言論的箝制之嚴格。而在〈吳新榮的左翼意識〉一篇中，則以吳三連台灣史料中心所藏吳新榮藏書為基礎，詳細分類、分析其藏書，發現除《改造》、《中央公論》等綜合雜誌，更多的是在日本國內遭禁的左翼刊物《戰旗》、《勞動者》等，吳新榮甚至透過剪報的方式混淆官方視聽，得以從中一窺作家思想與涵養的源泉，更提供研究者更多思考的空間與問題意識的發源。〈皇民化運動與吳濁流的抵抗精神〉一文則徹底考察《胡志明》到《亞細亞的孤兒》之間的文本變遷，梳理小說中對皇民化政策的不滿、對日本人精神的反思以及對迎合當局的台灣人的批判，論述胡志明最終如何藉由不作為的作為乃至瘋狂，對時代提出最沉痛的控訴。

第二部分「日本作家的觀點」則藉由日本作家觀看殖民地台灣的角度，考察曾於1920年來台旅遊的佐藤春夫在〈魔鳥〉與〈霧社〉兩篇小說中對台灣原住民的描寫，更首次提到中村古峽以書信方式呈現的〈來自蕃地〉，「應是商業性綜合雜誌上，正式以台灣原住民為題材的第一篇作品」。此外也著眼日治時期在台灣相當活躍的作家濱田隼雄，逐一梳理其創作軌跡，從其早年的作品到代表作《南方移民村》，乃至戰爭時期與戰敗後的創作。而〈日本作家眼中的淡水〉一文則集中考察數篇日本作家筆下與淡水相關的作品，包括中村地平的〈廢港淡水〉、真杉靜枝的〈淡水〉、豐島與志雄的〈台灣的風貌〉、丹羽文雄的〈淡水的記憶〉，此外亦論及廣津和郎的《續‧歲月的足跡》。這些作家在台灣成長或旅行，書寫動機與情境容或有異，題材卻一致指向舊港淡水，甚至不約而同與皇民化運動掛鉤，突顯出地方在中央政策下被消費與利用的可能。

第三部分「不為人知的審查制度」則綜觀戰時的審查制度對台灣文學與文化環境造成的影響，前三篇由大環境與審查制度本身著手，探討隨著戰爭局勢愈演愈烈而加緊箝制的審查制度所造成的影響，尤其1937年各大報不約而同廢止漢文欄，白話文創作也遭到禁止，對於作家與讀者來說更是一大打擊。後三篇論文則分別討論雜誌《台灣藝術》、出版與演劇在皇民化運動與審查體制下的發展，為當時不同領域的台灣文藝發展情形做了詳實的梳理與剖析。

河原功教授於2004年出版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一書，儼然成為每位研究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學子與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在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爬梳與史料蒐集上可說無出其右者，他以日本學者典型的嚴謹治學態度，講求考證的周全仔細、立論的言之有據，尤其貢獻數十年心力從事文獻史料的發掘、整理與出版，填補了台灣文學研究許多面向的空缺。本書是其第二冊台灣文學論文專著，不管是台灣作家的精神、日本作家的觀察或影響台灣文壇甚巨的審查制度，無一不是值得深入挖掘的議題，河原功教授根據文獻史料逐一解釋探究，足供當代研究者參考與仿效，更啟發了後續的問題意識，提示了可能的研究進路，對台灣文學研究的貢獻舉足輕重。